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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岁月曾蹉跎铭记母校三春晖——访78级商经校友谢宁

发布日期：2016-05-11 阅读次数：次

人物简介

谢宁，1953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8月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9月考入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商学院）商业经济专业学习，经济学学士。后获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法学硕士。1982年7月起到商业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2年调入经济日报社国际部从事国际新闻报道与编辑工作，曾任驻外记者。1996年9月起到经济日报外事部工作，曾任外事部负责人。2002年12月参加中国经济网筹建工作，历任中国经济网海外中心主任、副总编辑等职务，经济日报高级记者（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盛夏里的一个早晨，我们来到位于陶然亭附近的经济日报大院，在2号办公楼里见到了中国经济网副总编辑谢宁。谢宁工作很忙，我们几次约定时间才得以见面。他的办公室很大，但陈设简洁，除了必要的办公设备，桌上看不到杂乱的东西，我们猜想房间主人应该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谢宁见到我们十分感慨，第一句话就是：“时光荏苒，没想到自己大学毕业已经31年了，如果算上入学时间就是35年啦！” 因为知道我们的来访目的，他认真回忆了大学的学习生活细节，虽然时间久远，但他说许多事情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人物特写

少年失学，远赴黑龙江下乡九年

谢宁表示，他很羡慕我们能有一个连续而且完整的学习经历，而他自己则是属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宝贵学习时间的一代人。现在经常说的“老三届”是指1966、67、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总共是六届中学毕业生，他是69届初中毕业生，文革爆发时，他们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谢宁说，他们文革中的命运与“老三届”是一样的，文革开始后学校就停课了，大约在1967年底大家未经考试就近升初中，当时社会上与学校内都很乱，老师不敢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学生也无心学习文化课，就这样在“大批判”与去郊区农村劳动中度过一年多的中学时光。1969年3月黑龙江的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苏关系进入紧张阶段，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被安置到中国边疆地区，北京的69届初中毕业生按当时政策是“连窝端”一个不留城，全部安置到黑龙江、内蒙、云南等地的建设兵团参加“屯垦戍边”。

谢宁认为，文革中全国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从文化知识的掌握与思想成熟程度上讲，69届初中毕业生是最吃亏的一批人，他们实际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到文革结束全国恢复高考之时，他们缺了整整六年的普通中学教育，加之下乡时年纪尚小，与已经完成或部分完成中学教育的“老三届”相比，包括与70届之后的中学毕业生相比（从70年全国下乡政策有所调整，毕业生改在居住城市附近插队为主），在日后的升学与就业竞争中都处于弱势。

1969年8月，谢宁只有16岁就到了位于黑龙江北部当时属于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一所农场劳动。他在那里前后待了九年，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劳动。提起这段经历，谢宁仿佛又回到了那片黑土地。他说当时大多数知青对个人的命运感到迷惘，不知道是否就要一辈子留在北大荒。很多人也在期待着政府调整政策，有朝一日能够返城。1973年起开始有传言说大学要恢复考试，谢宁决心通过自学把中学的文化课补起来。虽然当时每天的体力劳动是繁重的，北大荒地域辽阔，农田的每条垄都有几千米长，夏季锄草三四点钟就要起床；除了播种、收割，即使是冬季还有上山采石、伐木等劳动。但是作为一个有志通过掌握文化知识改变自己命运的青年，谢宁在学习资源极其匮乏，没有老师辅导的情况下，每天在辛苦的劳作之后开始坚持自学。谢宁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当时要克服几重困难：一个是缺乏辅导材料，只能找到文革前初高中数理化课本，从课本上去试图理解基本原理，没有习题集，就只能自己去做课本上的例题。二是要克服一天强体力劳动后的困乏，强打精神看几页书，做几道题。当时农村电力供应很差，经常停电，晚上只好点起马灯照明，由于用的是低标号农用柴油，第二天早起来发现鼻子里面都是黑色的油烟。三是要不怕别人的干扰与嘲讽。下乡时都是大宿舍，谢宁说他早期曾与65人同住一个房间，后来人少些也有二三十人。许多男生晚上都是在抽烟、聊天、打牌中打发时光，要学习必须不怕干扰。而谢宁就是依靠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在北大荒自学了初高中的基础知识。

在与我们分享体会时谢宁认为，北大荒的九年使他懂得培养自学能力的重要性，这让他在日后的学习与工作中受益匪浅。另一个是年轻人应该有理想与信念。他说一个人不可能对自己的未来有准确的预知，但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想不到十年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他对自己还是有个要求，就是尽可能掌握完整的文化知识。

恢复高考北京商学院复校后的首批学生

现在人们都熟悉77、78级这个群体，因为他们是恢复高考后最初进入全国高等学府的两届学生。虽然两次考试的间隔时间不过几个月，77与78级也还是有些许区别，即77级的入学考试是由各省市自行命题组织的，当时在报名录取上还留有些左的影响；而78级则是文革后首次全国统一命题的考试，左的影响在录取工作中基本不复存在了。谢宁正是78级的一员。

由于教育部宣布实行全国统一考试，人们开始相信高考将彻底重回中国大地，1978年全国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呈井喷状，因文革失去升学机会的十多届初高中毕业生都希望籍此获得再次学习的机会。回想起78年高考的情景，谢宁至今仍然是感慨万端，他说当年高考时间还在7月里，北京的考场里酷热难耐，他们那个考场也有中暑加紧张昏倒的。参考人数之多，竞争之激烈在今天可能难以想象。由于是自学出来的，他根本不懂应试的规则，只知道奋力的多写与多答。最终，他靠着自学积累起的知识在北京商学院复校后第一年就成功地走进了大学的殿堂。

大多数考入大学的知识青年都懂得机会来之不易。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受规模限制，入学名额十分有限。北京商学院在文革中停办，基建工程兵的一个工区指挥部（师部）设在学院里面，当时学院大门还有配枪卫兵站岗。虽然商学院决定复校，但当年招生还有很大困难。是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形势，促使商学院决定在78年就恢复了招生。谢宁说：“当时大家都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去上学的，对课堂上教授的知识抱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新鲜感，都渴望能在四年里尽快把本应掌握的知识早日学到手。当时有一个口号就叫‘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我想这应该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谢宁讲述了留给他很深印象的一件事，就是在开学典礼与毕业动员大会上，姚依林同志都前来讲了话。虽然时隔35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商学院首批只招收了两个班共计108名学生，只有商经一个专业。开学典礼在商院一个普通教室举行，学院领导把在不久前刚回到商业部重任部长的姚依林同志请了来，姚部长在讲话中告诉同学们，这个开学典礼原定是由一位副部长来的，但陈醒院长（注：陈院长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曾任过商业部长助理。）到家里找他，要他一定来给同学们讲个话。姚部长讲话中谈到，他一直支持办好商学院，而文化大革命造成商业战线干部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因此商学院承担着培养人的重任，他对同学们寄予厚望。姚部长亲自来学校给了同学们很大鼓舞，而不久，他就离开商业部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了。1982年谢宁毕业前，在京高校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应届大学毕业生动员大会，姚依林同志这时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在这次的讲话中鼓励青年学子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以自己年轻时在大学期间投身革命的经历，引导青年学生要有远大理想，也要脚踏实地。谢宁认为，两次聆听姚依林同志的讲话可能只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对商学院78级学生来说却是十分难忘的。

谢宁说，78年入学时他已经25岁，但他在班上还不算最大的，当时他所在的班级年龄最大的学生是49年出生，最小的是62年，别的班级还有年龄差距更大的。77、78级大学生当时的社会地位很高，有些学生也自认为是“天之骄子”。谢宁说由于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他并没有多少优越感，不过那时商学院的校徽他们还是十分愿意佩带的，觉得由郭沫若题写的这个校徽很抢眼。那时候校园中学习风气很浓，每晚自习室里的灯都亮着，许多同学对学校规定的熄灯时间都觉得太早了，有人熄灯后还在打着手电看书。每到周末，家在外地的同学一如既往地到教室自习，不少北京同学也早早从家赶回学校，有的甚至就不回家。当时班上同学普遍重视个人成绩，完全不在乎分数的人还是少数。

谢宁回忆，当时从商业部领导到商学院领导，从学院的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对78级学生非常重视。学院从一开始就为学生排出了最强的教学阵容，至今谢宁都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主要任课教师的名字。他说刚入学的主课有《政治经济学概论》，授课的是邢季华老师，由于谢宁是靠自学出来的，刚上课时既不会记笔记也不懂如何规范答题，开课后第一次小测验就没及格。而慢慢地，通过邢老师循循善诱的教授，让他懂得了如何学习这门课程，不仅入了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重头课，《资本论》的理论又较难懂，王福成老师对原著鞭辟入里的讲解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谢宁在高年级时还选修了《资本论》二卷这门课，并自愿当了王老师的课代表。教授哲学的周炳来老师，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讲授的通俗易懂，十分生动，他把当代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也为同学们做了很好的介绍。贺名仑老师是国内研究商业经济学的权威，刘恩禄、金中泉等老师在商业会计、财务分析等方面的教学也各有特色。谢宁说，“过去我对国内商业相关学科研究情况不了解，毕业后才发现，北京商学院有些学科在全国是领先的，比如张以宽老师的增减记账法。一位从事财务工作近50年的老同志，专门把我的商院财会教科书借去好好研究了一番，他说张老师能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推出适合中国财务人员的增减记账法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在经济学领域对改革开放的探索也不断展开，虽然当时还只是限于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没有“商品经济”这些今天看来可能是很幼稚的问题。谢宁回忆说，当时商学院不仅坚持教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开始让学生选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那时国内很少见到西方经济学的论著，一部由高鸿业翻译，萨缪尔森著的《经济学》成了同学们争相阅读的原著。学院这时专门请来厉以宁老师为同学开设西方经济学介绍的选修课，而在当时厉以宁还名气不算大，只知道他曾与张培刚先生合作过一本介绍外国经济学知识的小册子。谢宁说，对不同理论的学习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从劳动价值论到边际效用理论，从扩大再生产到供求曲线，对大家全面地掌握学科知识，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都大有益处。

谢宁表示，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经济学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数量还不多，这也使他在后来工作中占有一定优势。他说毕业后他的工作岗位曾有过数次调整，每次领导都很强调他有经济学的教育背景。他说，一个大学生可能要毕业若干年后才能真正感悟到“母校”这两个字对自己的含义。离开学校这么多年，虽然同期同学中留校任教的不多，但他一直都在关注着母校的发展，为母校取得的成绩感到荣耀。

从经济研究工作者到网络媒体管理者

毕业后，谢宁被分配至商业部经济研究所理论室工作，他曾参加了改革初期农业商业流通体制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调研工作。他回忆说，那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到农村去做调查，一年在外出差要三四个月，回来就要撰写调查报告，为上级机关决策提供来自一线的参考材料。他说虽然他在北大荒待过九年，但这次是在全国范围不同地区跑，让他对中国农村当时的状况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到研究所之初，他曾把工作想的很简单，认为自己的写作经验应该够用，写各类报告不会太难。可没想到，自己的行文水平与中央机关的要求还差的远，他的第一篇调研报告交上后被室主任改了七遍，最后基本上是面目全非了。这也给他很大的教训，从此后不断总结经验，使日后有了过硬的文字功底。谢宁在回忆起那段工作时，也对自己曾为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感到欣慰。

1992年谢宁调到经济日报社工作，曾先后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编辑工作，也曾任过驻外记者。1996年报社把他调到外事部从事外联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代表报社开展与国际媒体、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国际组织及跨国企业的联系，从事这项工作要求娴熟的外语，良好的对外形象，及准确地把握相关政策，实际是我国总体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2002年12月，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经济日报开始建设大型网络媒体－中国经济网。谢宁又被抽去参加筹备工作，网站成立后先后任海外中心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他说，由于中国经济网被上级列为国家重点新闻网站，就要求除中文外要有多语种的版本，他刚到网站的工作就是把英文版尽快建立起来。后来网站又建立了更多语种版本，加上中文国际新闻部分，他所负责管理的范围更大了。近年，中国经济网成立了电视中心，我们看到谢宁亲自出镜担当英语主持，访问过多国驻华大使、参赞，国外的专家与名人。

看到谢宁有如此强的外语能力，而他本人并非外语专业毕业生，我们对他是如何掌握英语的很感兴趣。谈到这里，谢宁向我们回忆了在大学学习期间的一件事。他说，大约是入学后第二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到访北京，他听说北京有个商学院，而他本人也是斯坦福商学院院长，他便主动提出要访问北京商学院。商学院为欢迎美国校长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大会，该校长也兴致勃勃地讲了话，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现场外请的中国翻译结结巴巴基本翻不出他的讲话，当时中国学生普遍英语水平不高，场面十分尴尬，结果本应是个很好的校际交流活动草草结束。这件事使谢宁意识到我国英语人才的短缺，从此后对英语学习更加重视。

谢宁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学英语并无捷径可走，是要付出时间的。他本人所以对英语掌握的得心应手，一个是工作中一直要求使用外语，另一个是自己注意持之以恒地学习，最终才能做到口语上可以承担交传翻译任务，文字上能够流畅撰写英文消息，在同辈人中成为佼佼者。

作为资深的新闻人，谢宁也给了我们很多建议。他认为：首先，不是任何人都适合做新闻记者，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发现有些人真的不适合从事这个职业，青年学生如果能及早发现自己对传媒没兴趣，就应及早转行。其二，做新闻的核心是要有新闻敏感度，有新闻敏感度的人能从海量而纷杂的信息中较快地发掘出有价值的线索，然后沿着线索追下去。搞科研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做新闻就要有穷追不舍的意念。第三，财经新闻报道要比一般时政或社会新闻报道复杂一些，要花时间学懂基本的财经知识。现在国内的都市类媒体已经开始模仿西方媒体开展调查性报道，随着社交网络和自媒体的发展，注重调查性报道可能成为传统媒体的主流趋势。他在访问华尔街日报时，一位执行编辑（相当于副总编）介绍说，该报有的记者为完成一篇调查性报道要花去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谢宁希望新闻专业的同学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这种趋势。

记者手记

谢宁给我的印象，第一是亲和、慈祥。在未见到学长之前我很忐忑，也有一些紧张，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去采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资深记者压力很大。但是见面之后，学长让我放松，还很认真的给我准备了相关资料，我顿时心情平复了。采访时他也没有任何的不耐烦，他甚至会自己拿起我的问题提纲去回答，好让我用笔记录。

第二便是他谦逊、认真。从谢宁的经历看，他应该是个非常有故事的人，但在谈起往事时，每当我提到他的一些成就时，他却往往是轻描淡写，简单带过。九年上山下乡的生活，他没有过多的说“苦”，而是重点提到当时对学习的渴望。今日作为中央党报的资深记者，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的副总编辑，谢宁应该算是有所成就了，而谢宁却表示这些年他早已做到宠辱不惊了。谢宁已近退休年龄，他说自己还有个创办一份经济类英文报纸的梦想未能实现。

采访记者：2011级王晟宇张绍哲蒋碧霞

指导老师：王擎

不忘岁月曾蹉跎 铭记母校三春晖——访78级商经校友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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